侦探小说和武侠文学是目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两种类型文学，它们塑造的侦探和侠客两类形象，因为以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武功主持着人间的正义，从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侦探小说近代以来才在西方产生，但在它产生伊始，中国便开始引进，如《老
残游记》中就提及“福尔摩斯”。不过，真正大批量的输入，还得说是改革开放之后。不过那时候的引进显得颇为混乱，而且因为缺乏真正的了解，所以良莠不齐。但正是在那个时代，培养出了一批中国的推理迷。随着他们的成长，侦探小说的引进开始形成规模。以新星出版社为例，自2006年启动《午夜文库》以来，已经出版侦探推理小说百余种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中国目前的侦探小说大部分都是翻译自外国作家的作品，中国人自己的侦探小说很少，而且大多都是摹仿之作。即使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玄疑类的类似推理小说，但在地道的推理迷眼里，这些东西都上不得台面，因为它们的破案方法是非自然科学的。如果说西方的侦探是以理性和智慧在打击罪恶的话，那么中国的侠客则是以侠义精神和绝世武功在维护着正义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在中国的类型文学中可以和西方侦探小说相匹敌的，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。侠客源于古代的士阶层，其侠义精神受到墨家思想的重要影响，在秦汉时期侠客成为了一个介乎于体制内外的独特阶层，而到了唐朝的传奇文学中，一批经典的侠客形象开始出现，比如：虬髯客。至此，侠客的形象基本确定为超乎体制的替天行道者。不过真正的旧武侠小说则是脱胎于公案小说，如《三侠五义》就来源于《包公案》。武侠小说在经历了旧派武侠、新派武侠的发展后，在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三位先生的手中，达到了自己的巅峰。这三位也成为目前武侠小说中不可超越的大师。目前武侠小说的发展多少有些停滞，或者说，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。它的新变化是杂志化、网络化、玄幻化。
最近，随着新星出版社以持续的大动作推出侦探小说系列丛书――《午夜文库》，以及关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和武侠文学进入教材的讨论，使得这两种类型文学再次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。为此，本刊邀请了几位专家对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来龙去脉、精神意蕴和未来趋势予以探讨。
柯南・道尔的贡献
不只是创造了福尔摩斯
博览群书：止庵先生您好，很高兴能采访您。您是一个侦探小说迷，请您先来谈谈侦探小说在西方是怎么出现并发展的？
止庵：侦探小说的鼻祖是美国的爱伦・坡，他一共写过五篇，其中《毛格街血案》等三篇是一个系列，都是讲侦探杜宾的。他这五篇小说各各不同，基本把后来侦探小说的路数都涵盖了。而爱伦・坡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：之后无论古典派侦探小说，还是硬汉派侦探小说，几乎没有离开他所创造的基本模式，即肯定要有案件发生，而且一般说来是凶杀案，这样就得有罪犯，也就得有警察来抓这罪犯，另外还得有一个比警察更高明的人，就是侦探。侦探一般不是警察局里面的人，他们是社会上的。此外侦探往往有个助手，而助手很可能就是小说的叙述者。总的来说，一开始案件发生了，有人来破案，最后把这案子破了。在爱伦・坡笔下，杜宾就是这个侦探，毛格街血案等就是案件，警察破不了案，杜宾来帮助破案，他的智力在这些警察之上，最终破了案，而小说的记述者“我”是杜宾的朋友。这个模式，后来几乎都被阿瑟・柯南・道尔沿用了。
爱伦・坡可以说是侦探小说之父，但是真正把侦探小说发扬光大的，还得说是柯南・道尔。柯南・道尔的贡献不只是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，还有另外一点：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《血字的研究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长度了。这方面的先驱者是威尔基・科林斯，他的《白衣女人》、《血字研究》都是部头很大的长篇小说。柯南・道尔最初把《血字的研究》投给一个杂志社，遭到拒绝，理由是作为短篇故事太长，作为一本书又嫌短。当时柯南・道尔最著名的是那几个短篇小说集，但现在公认的他的代表作则是篇幅较长的《血字的研究》、《四签名》和《巴斯科维尔庄园的猎犬》。在我看来，侦探小说必须得有一定的长度，因为情节必须曲折，在短篇里没法曲折，一下子就完了。科林斯和柯南・道尔的贡献就在于把侦探小说给写长了，写复杂了。这才符合侦探小说的要求：案子难破，要有几个回合。尽管现在侦探小说还是有长的，有短的，但是大家谈论比较多的，往往是具有一定长度的。不过后来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，篇幅大多与《血字的研究》相仿佛，而非科林斯那样的长篇巨著。
当然，柯南・道尔更大的贡献是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。福尔摩斯这个形象与此前此后的侦探都有点区别：他有好多与破案没什么关系的性格上的特点，比如吸毒、爱拉小提琴却很难听、说话刻薄，等等，这些性格上的怪癖和破案没有关系，但使得福尔摩斯这个形象栩栩如生。福尔摩斯未必是古往今来最高明的侦探，却是最有名的侦探。
侦探小说的
主人公是逻辑
博览群书：您曾说侦探小说后来有古典派和硬汉派两派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止庵：到了两次大战之间，侦探小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。这时候最出名的作家主要在英美两国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加莎・克里斯蒂、埃勒里・奎恩（弗雷德里克・丹奈和曼弗雷德・李的笔名），还有约翰・迪克森・卡尔。到这时候，侦探小说的写法已经很完善了。所以古典派虽然可以上溯至爱伦・坡，真正指的还是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。他们写的都是纯粹的推理小说，时代背景都被淡化了，基本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。而在柯南・道尔的小说里，福尔摩斯有他的时代背景和案件确切的发生地点，另外故事也都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。可你看克里斯蒂的小说，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，跨越了几十年，波洛一直在那儿破与具体时代背景没有多大关系的案子，这可以说是一个超越于现实之外的人。古典派侦探小说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智力游戏。
侦探小说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：一是实证，这是从西方的实证主义来的，就是说必须得有现场勘查，寻线索，找证据。一是逻辑，据此对线索证据加以分析，得出结论。这两者是侦探小说的关键所在。也可以说，没有西方的实证主义的发达（当然其背后是科学的发达），以及近代逻辑学的发展，就没有侦探小说。
在柯南・道尔笔下，福尔摩斯手无缚鸡之力，动手还得靠助手华生；之后还有作家创造盲侦探、坐在轮椅上的瘫痪侦探，等等。这都是表示侦探的肢体部分没什么用，关键是要有一个好脑子，它干什么用呢？进行逻辑思维。所以无论主人公有无性格，都无所谓，他只是一个符号。说穿了就是一个脑子、一双眼睛。后来连眼睛都可以由助手替代，比如现在很出名的詹姆斯・迪弗，他的“林肯・莱姆系列”就是把原来福尔摩斯一个人干的事分给两个人干：女助手负责查找线索，瘫痪到只剩一个指头能动的侦探对此加以分析。其实可以说，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逻辑。
博览群书：那么所谓硬汉派又是怎么出现的？它的代表人物有谁呢？
止庵：在福尔摩斯时代的英国，在苏格兰场之外，私人侦探对于破案确实发挥作用，福尔摩斯也是有原型的。私人侦探一般是警察的朋友，警察局里的人知道社会上有高人，碰到疑难的案子就请他们帮忙，当然警察有时候也不服气，所以侦探跟警察也有矛盾，不过他们最终还要合作。但美国的情况和英国不同，英国案发现场可以有别人出现，但在美国不行，只能由警察破案。所以在美国没有福尔摩斯这种角色的生存之地。在黄金时代之后，侦探小说有了变化，侦探警察化了，本来是两拨人，后来变成了一拨人。这种倾向到现在更明显，很多新的侦探小说中根本没有侦探了，有些成了警察程序小说，比如帕特丽夏・康薇尔的“女法医”系列。现在的侦探小说其实已经不能叫侦探小说了。这类小说有两个名字：一是侦探小说，一是推理小说。一开始是没有推理小说这个名字的，日本战后废除了日文中的许多汉字，其中包括“侦”字，于是就把“侦探小说”改称“推理小说”。结果歪打正着，现在的侦探小说严格说来只能叫推理小说，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侦探了。
刚才说到美国，那么私人侦探怎么参与破案呢？比如埃勒里・奎恩，就得借助他的人际关系破案：他爸爸是警察局的探长，他是他爸爸的高参，靠他来勘察、分析、破案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出现与此多少也有关系：那些没有警察局的关系甚至与警察局关系不好的私人侦探，要想参与破案，就得当“硬汉”，虽然硬汉派侦探小说的意义远远不限于此。硬汉派不能和古典派等量齐观，它只是很小的一派，而古典派作家很多，而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其他派别。硬汉派的出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侦探小说仅仅作为一种智力游戏的性质。硬汉派的侦探不仅要动脑子，还要动手。每一部硬汉派侦探小说中，侦探都被别人打得一塌糊涂，而他也把别人打得一塌糊涂。硬汉之“硬”，首先就在于此。在硬汉派侦探小说里，侦探和警察是完全对立的关系。这个私人侦探受雇于雇主，而又被排斥在案件之外，他要硬性加入进去。所以他得面对两种人，既要面对凶手，还要面对警方。他常常被警察打，被警察关进监狱，他不像福尔摩斯、波洛或奎因那样，是警察的顾问或合作伙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侦探的处境导致他不再是一个符号了。他有性格，有命运，有安身立命的问题，有具体的社会背景，有自己的生存环境，简而言之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物形象。硬汉派侦探小说具有非常重的美国城市尤其是城市底层的背景，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。硬汉派侦探小说不再像古典派侦探小说那样，只是一种类型文学，它已经进入纯文学的领域，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地位。
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创始人有两位，一是达希尔・哈米特，一是雷蒙德・钱德勒。相比之下，钱德勒成就更高一些。以后这一派继续发展，现在最具代表性的是劳伦斯・布洛克，不过他笔下的硬汉已经没有钱德勒的那么“硬”了，比如他的“马休・斯卡德系列”的主人公原来是警察，因为酗酒被开除，后来当了私人侦探，没有执照，但在警察局里还有朋友，常得到帮助。这就比钱德勒创造的硬汉马洛处境好多了。
日本还有社会派侦探小说，古典派侦探小说是“本格派”，这是“变格派”。古典派侦探小说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环境，背景都是虚的，案件发生的年代和地点都无所谓，而日本的社会派侦探小说揭露了很多现实社会的黑幕，它通过侦探小说来抨击社会问题。
侦探小说的前提是西方资本主义
上升时期的基本精神：理性和善
博览群书：刚才您提到侦探小说在文学史上很少被提到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止庵：我们一般说的小说得有活生生的人物，得有时代特色，得与现实有些关系，这在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中都没有，人物符号化，环境也淡化了。波洛能破奎因的案，奎因能破其他侦探的案，其他侦探也能破波洛的案。侦探小说是类型文学，它是在一些模式之中写作而求奇求新。范达因写过一篇《侦探小说二十条守则》，黄金时代的古典派侦探小说基本上是按这些守则写的。当然偶尔也“犯规”，如奎恩的《希腊棺材之谜》就多少违反了守则第四条：“侦探本人或警方搜查人员不可摇身变为凶手。因为这样做，有愚弄读者之嫌。”但总的来说侦探小说是有一定模式、一定规则的，所以称为类型文学。当然类型文学不止侦探小说一类，它们总的特点是，凡这类文学都有一定的写法，有自己一套规则，作者按照这个规则来写，而读者也接受这套规则。它有自己的读者群，有自己的奖项，自成天地，自分高下。侦探小说有自己的文学史，如朱利安・西蒙斯著《血腥的谋杀――从侦探故事到犯罪小说的历史》，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。类型文学是在我们平常说的文学之外，它比较接近通俗文学，而与纯文学相去较远。
博览群书：不过好像在西方也有很多纯文学的著名作家写过侦探小说？
止庵：的确有不少著名作家写过侦探小说，如博尔赫斯的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，就是发表在奎恩兄弟办的侦探小说杂志上的。自爱伦・坡以降的侦探小说有两个基本前提，包括硬汉派也没有超出其外，就是：第一，虽然这个世界看起来变幻莫测，但我们最终可以通过理性来认知它；第二，这个理性认知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惩恶扬善的过程，善最终是会战胜恶的。说来很有意思，有两位著名作家通过撰写侦探小说，对于这两个前提加以质疑。一是法国的阿兰・罗伯-格里耶，他的《橡皮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在一个木材业特别发达的省城里，有个恐怖集团计划暗杀一些有影响的人物，包括经济学教授杜邦在内。在一次有组织的暗杀中，杜邦负伤未死，但他散布消息说，自己已死在医院。从巴黎来的特派员瓦莱斯受理此案，他在城市里东奔西跑了一天后，于暗杀事件发生次日傍晚来到杜邦家，等待杀手出现。不想杜邦自己来取文件，却被他打死了。一是瑞士的弗里德里希・杜伦马特的《诺言》，写一个小贩偶然发现一个小女孩被奸杀的尸体，前来警察局报案，但所有证据表明他是罪犯，遂遭逮捕，但他供认犯罪之后随即自杀了。警察局的马泰伊中尉认为这是一起冤案，他单枪匹马到处侦查，搜集线索，他找到一位带着小女孩的单身母亲，与之交往，用这个小女孩当诱饵，引罪犯上钩。结果罪犯没来，马泰伊的企图却被女孩的母亲识破，结果他身败名裂，并患上神经病，天天在这个地方守候罪犯。很多年以后，凶手的母亲才道出原由：罪犯来的时候偶然出车祸死了。我特别喜欢这两本小说，它们都颠覆了前述体现在侦探小说里的基本前提。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两本书，值得推荐。说来我虽然喜欢侦探小说，但对那两个前提始终不能认同，我觉得它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，无论福尔摩斯、波洛，还是奎因，都是这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观念的体现。而这两本书则运用侦探小说的方法来反侦探小说，写得很好。
侦探小说不会终结
博览群书：侦探小说发展到现在已经上百年了，您认为它未来的发展会有怎样的趋势呢？
止庵：侦探小说未来的发展趋势，在现在的侦探小说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：一是刚才说的侦探和警察合为一体，叫做警探，真正的侦探很少了；二是现在欧美的一些侦探小说家也开始向纯文学方向努力，譬如英国的P.D.詹姆斯，就称得上是位纯文学作家；三是现在的侦探小说家在小说里也要写社会环境，也关注社会问题，比如环保之类问题，不再是纯粹的智力游戏了。
博览群书：那么您觉得侦探小说是否会有终结的一天呢？
止庵：我看不会，即便作为一种智力游戏，它也能够通过不断地花样翻新来永葆生机。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尽管有一套严格的模式，仍然是千变万化的。侦探小说家总是努力地给自己设定限制，也就是越写越难，让笔下的侦探在最难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。克里斯蒂写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、《东方列车谋杀案》，都体现了这一点，尤其是《十个印第安人》，说得上是把困难设置到极致了。当然更极端的是约翰・迪克森・卡尔，他的“密室谋杀案”，比如《三口棺材》，凶杀和破案都几乎是在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。但是克里斯蒂和卡尔之后，还有那么多后来居上的侦探小说。
在我看来，侦探小说不能穷尽的原因，还在于它可以和很多东西相结合。比如铁伊的《时间的女儿》重新审视了英国的一段历史，丹・布朗的《达芬奇的密码》则融合了宗教与艺术。所以它的花样可以无穷无尽，案件发生在过去、未来都可以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背景，所以可以无限地写。在欧美，数得上名的侦探小说家不计其数。这方面还有一些特点，说来很有意思：一是侦探小说家一般都活得很长；二是侦探小说家往往是高产作家，写几百本书的并非罕见。
中国没有自己的侦探小说的原因
博览群书：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国外侦探小说的情况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情况。您曾经说过中国没有自己的侦探小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止庵：其实我们明白了西方的侦探小说的发展脉络之后，再回过头来看，就很容易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侦探小说了。在中国文学里，比较接近侦探小说的是公案小说，像《狄公案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海公案》、《彭公案》，还有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等。其中有没有侦探形象呢？狄公、包公、海公、彭公都算；有没有相当于警察的形象呢？展昭等人也算。有没有罪犯和案件呢？当然也有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破案不是靠的逻辑推理。构成西方侦探小说核心的实证和逻辑，在这些作品里不能构成核心。具体说来，实证多少有一点，但很不够；逻辑则基本没有。在中国人的思想里，实证和逻辑恐怕相对是比较缺乏的。它们从西方介绍过来很晚，而且至今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所运用。中国的公案小说不能成为侦探小说，是因为它破案的方法不对。在公案小说里，当案子破不了时，就靠托梦之类的方法来解决。虽然说日本现在有些侦探小说也有这种东西，与魔幻玄疑小说混同一体了，但这不是真正的侦探小说。
另外一个问题，在于我们没有一批专门的侦探小说作家。在国外，类型文学有作者，有读者，自成天地。中国的作家过去大概只想当纯文学作家，读者也只认可纯文学作家，所以在中国很少有类型文学，很多作家不愿往这方面发展。虽然现在有些写魔幻玄疑小说的作家，开始走类型文学的路子，但是他们虽然很能挣钱，社会地位未必很高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侦探小说的背景本来是虚的，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对号入座。中国的侦探小说没法写“大案要案”，假如写了，当地有关方面可能会声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但是你要说这纯属虚构，读者又不爱看了。这就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：我们习惯把文学看作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，而读者也想从文学中看社会。而真正的侦探小说是与社会无关的，读来只是为了消遣而已。我们的大多数读者还没有习惯为消遣而阅读，而阅读这种接受信息的方式本身又开始衰微了。好像直到最近这几年，才出现了为消遣而阅读的读者群，但人数与国外的侦探小说读者群还是没法比的。
时至今日，我们书店里卖的侦探小说主要的还是翻译过来的，国内作家写得很少，写得好的就更少了。
博览群书：最后想请您推荐几本您最欣赏的侦探小说给我们的读者。谢谢。
止庵：刚才已经提到《橡皮》和《诺言》，除此之外，我想推荐埃勒里・奎恩的《希腊棺材之谜》，这可以说是黄金时代写得最复杂的一部侦探小说了。较新的侦探小说，我推荐迪弗的《人骨拼图》，他的作品极尽复杂，但这一本最无懈可击。再就是钱德勒的几部长篇小说，譬如《长眠不醒》、《高窗》、《小妹妹》等，《漫长的告别》是钱德勒最好的一部作品，但也是他最不像侦探小说的作品。
